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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独家报道丨习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第十篇

发布时间:2019-06-12 02:37:58 已有: 人阅读

  采访组:姚主席您好!您在宁德工作了一辈子,习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和他都是班子成员。请讲讲当时宁德的主要情况和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姚智梅:1988年到1990年,习同志在宁德任地委,我当时是地委、部部长,和他共事、相处了两年时间。对于这段经历,我既感到荣幸,也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当时宁德确实非常贫困,而且具有特殊性,可以总结为“老、少、边、岛、穷”,既是老区根据地,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岛屿很多,海岸线。岛屿多、岸线长决定了宁德的“前线”地位,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什么建设项目。当时整个宁德的经济状况非常脆弱,被定为全国18个贫困片区之一,9个县区中有6个是贫困县,有50多个乡镇被划为省贫困乡镇,200多万人口中有70多万被划为贫困人口,交通等各方面条件都很落后。

  习到宁德上任,只跟我们简单开了个会、见了个面,就深入基层调研去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他对宁德整个面貌有了初步了解,讲到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都能结合实际情况来谈。关心百姓疾苦、深入基层调查,是我对习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不光是我,就连当地老百姓都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个新和群众心贴得近。

  姚智梅:当时,从国内大环境来讲,我们党对党派人士刚刚落实政策还不久,哪些人应该团结、怎么团结,我们在上总觉得不好把握,有很多顾虑,工作上有畏首畏尾的情况。也有一些来自党内的声音说:“党为什么要去发展党派?”这也体现出当时我们内部对工作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宁德还有人认为,工作是大城市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事情,我们这样一个基层地区,连“市”都不是,抓经济还忙不过来,工作未必有那么重要。可习却对工作高度重视,讲了很多具有指导性的话。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他对我说:“虽然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但宁德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集地,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比较多,而且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区。所以,闽东的工作任务是比较重的,要建设闽东、发展闽东,必须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把方方面面人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宁德1988年12月成立了第一个党派组织——民盟的地区委员会。他不仅亲自出席成立大会,还和同志一起参加了当天晚上举办的党派代表联欢会,拉近了和党派同志的距离。之后,其他党派组织也一一建立起来了。每次中央有党派的领导同志到宁德考察,他都对相关活动进行亲自部署,活动期间亲自陪同、亲自汇报。

  他还建立了地委领导班子与党派组织挂钩、对党派知识分子定期走访制度,每半年或一个季度到自己挂钩的党派听取意见,和一些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老同志谈心。

  他对党派遇到的难题非常关心,对帮助党派同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也很明确。有一件事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民盟有位老同志,早期时参加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但新中国成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党派人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他提出,要求组织“在上恢复名誉,生活上给予照顾”,但由于依据不足,我们感到有些难办。习得知以后,亲自过问这件事,了解前因后果之后,与我们部门的同志谈心时说:“虽然这位同志提出要解决国家干部身份的依据不足,但从实际来看,这位老同志参与过宁德解放事业,参加过工作,做过一些贡献,我们应该对他的晚年给予关心和支持。首先要在上落实他的政策,为他平反。生活上虽然解决不了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但可以与民盟协商,帮助协调解决他安度晚年的问题。”

  这件事,当时不仅当事人非常满意,在整个宁德的党派当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对调动他们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习在工作上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这些思路和举措,一下子为我们在宁德开展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思路,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感觉心里更有“底”了。

  采访组:宁德是畲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工作自然是工作的一个重点。习同志在宁德期间,对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姚智梅:我刚才讲到,习在和我谈工作时,就把做好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华侨工作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树立了“大”的概念。他经常讲:“宁德的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任务很重。”

  我先讲讲民族工作。习讲过:“我们的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我们在交流工作情况的时候,他还说道:“做好宁德的工作,要抓住我们这个地方的特点和重点。什么是宁德这里的特点和重点?少数民族工作就是一大块,一定要紧紧抓住。”

  闽东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畲族群众有将近20万人,占全国畲族人口总数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总数的70%。可以说,推动闽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就意味着推动整个闽东摆脱贫困。因为在闽东,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是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几千年来散落在偏僻的山区,住着破陋不堪的茅草房。习在宁德期间,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非常关心,不管是在灾难救济还是在生活助困方面,财政再困难都会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亲自推动实施了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大概是1997年,省政协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就是关于福建全省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的生存状况,其中面积最大的就在宁德。习看到这份报告,专门在省里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还亲自回到宁德开展专题调研,经过反复核实、论证,制定了支持闽东开展茅草房住户搬迁工程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的实施方案。当时的省委以及整个省委班子对此事都非常重视,给宁德一次性拨款600万,宁德市和各有关县也都相应做出资金投入,整个工程实现1000多户住户搬离茅草房,10000多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习还从长远角度统筹考虑,出台了很多保障措施。比如,明确政府拿出土地用作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住房用地,不能拿来买卖;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搬迁之后,不仅要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还要考虑他们的长远生产问题、子女读书和就业问题,配套制订具体措施。习说:“这样才能让他们搬进来,安心地住下去。”我深深感到,习对解决少数民族和连家船民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这项事业,是充满感情的。

  习在宁德工作期间,始终重视队伍建设和人才的使用与培养。所以,当时宁德从地委到下面的县区,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后来几次机构改革,宁德的民委队伍都没有削减,还进一步加强。他还在多个场合讲过,要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和女干部。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宁德的少数民族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每年都给少数民族乡发放专门性财政补贴,大的乡镇100万,小的也有50万,用来帮助当地解决实际困难。直到现在,这个政策仍然在延续,而且还加大了力度。

  采访组:您刚才说,习同志还讲到宗教工作和华侨工作是工作的重要方面。请您讲讲当时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况。

  姚智梅:习对工作的几大块讲得非常明确,除了党派建设、少数民族工作以外,他强调宗教方面要引导好,海外华侨要团结好。

  当时,宁德个别地方出现宗教地下势力非法组织活动,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重点之一,更是我们关注和治理的对象。习当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信仰不同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重要的是加强对宗教活动和信教群众的引导,绝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参加地下宗教活动的大多数还是我们的群众,要向他们宣传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和团结他们形成爱国爱乡的力量。”

  华侨工作也是宁德工作的重点。当时,宁德在外华侨有30多万人,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华侨,都是我们闽东人到那边去谋生的,他们经常在所在国组织一些乡亲会,习都鼓励我们去参加。习说:“宁德的改革开放需要外面的乡亲回到家乡参与建设。”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们还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活动,调动侨民积极性,吸纳他们加入、政协组织,请他们多关心家乡事业,多回家乡发展经济。

  习在宁德工作期间虽然才三十五六岁,但对工作很熟识,也很有想法,思路敏捷、敢于创新,开展工作重点突出,考虑问题又非常周到,表现出很强的领导才能。

  姚智梅:在日常工作接触中,我感到他对闽东群众感情很深,为改变闽东贫穷面貌的决心很大。只要是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他都一一去了解;只要是关系到民生疾苦的工作,他都一一去认真落实。他经常讲:“宁德这个地方比较贫困,基础比较弱,我们必须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多到基层为百姓解难题。”他也经常讲:“发展经济不能急于烧‘三把火’,而是要‘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他的比喻非常恰当,意思是经济发展不能停滞,但也不能急躁,不能想几个月就改变面貌,要发扬“滴水穿石”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发力,专心做好铺垫工作,因地制宜地摆脱贫困。

  他反复强调,宁德山海兼备,要念好“山海经”。在“海经”方面,他发现宁德黄瓜鱼(注:大黄鱼的别称,俗称“黄花鱼”)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就把黄瓜鱼育苗繁殖纳入星火计划的项目当中,专门组织对海洋产业领域比较熟悉的专家进行攻坚。之前黄瓜鱼都是野生的,不能人工繁殖。经过科研攻关,这个项目最终获得成功,宁德沿海的家家户户都开始从事黄瓜鱼养殖行业,这个产业随之形成,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大途径。这不仅成为习在宁德经济发展方面实施创举的鲜活事例,而且也是他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生动体现。后来,这批开展科研攻关的技术人员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习这个人充分发扬,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对班子成员非常尊重,平时经常主动和我们沟通工作。班子会议上讨论一些重大事情,他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定调子”,而是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每次讨论都非常充分。遇到一些一时定不下来的疑难问题,他就提出下次再议。对于一些分管领域的工作,他也非常尊重分管领导的意见,比如有一年,全国政协钱伟长同志要来宁德调研,习知道这个消息比我早,但他并没有急于部署什么,而是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商量怎么安排,而不是强硬地下达指令。

  每次我们开会,习都是最早到的一个,总是他等别人,而不是别人等他。如果会前也有其他人到了,他就主动和大家聊起家常,或者谈自己的一些见闻体会。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几个先到的同志讲他出访的经历。他说,他发现我们中国人出国,总是要穿西装,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对方有没有要求,就是这么一身西装“挂”在身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出汗了也不敢脱下来。站在街上一看,凡是穿西装的亚洲面孔都是我们人。他讲这个故事,是说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还没有树立足够的自信。这些故事不仅对我们个人思想上有启发,也拉进了彼此的距离。大家感觉这个很开朗,和大家很亲近,于是工作上就很容易拧成一股绳。他虽然年纪比我们都小,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因为他就是有那样一种人格魅力,有那样一种工作风范。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敬佩他,看到闽东有这样的领路人,闽东发展一定大有希望。

  姚智梅:习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务实的人,但在生活上却非常简朴,也非常节俭。他到宁德以后,用的还是前任地委的办公室,既没有重新粉刷,也没有买新家具,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摆设,直接进去办公。车子也还用老原来那一部,驾驶员也还选原来给老服务的那一位。平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家属楼里。他搬家的时候也没有重新装修,就是打扫了一下卫生、弄了个床铺就住进去了,我也从没见有人鞍前马后地为他生活起居服务,他从来都是身体力行,没有搞特殊。平时他都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打饭,如果有家人来,就是在家里起炉灶自己做饭,包括同志到宁德来看望他,也都是自己到市场去买菜。

  习虽然是我们宁德地区的一把手,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他见到谁都主动打招呼、和对方聊天,大家有什么心里话也喜欢和他讲。当时我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她都不住地对我讲:“你们那个怎么那么可爱,我们每次碰面他都对我点点头,我普通话讲不来,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冲我笑呵呵的,真亲切!”

  过去我们地委机关干部每周都要拿出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动手打扫一次卫生,包括各自办公室和大院。习只要在,都参加我们的活动,或是拿起扫把、或是拿起锄头,跟大家一起劳动,然后再回办公室办公。他的一举一动,给所有的干部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虽然习为人谦虚随和,但面对原则性问题却丝毫不讲“人情”,对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对党的干部都提出严格要求。他首先从自己做起,从不搞轰轰烈烈的迎来送往,到宁德来上任也是很正常很低调的来,走的时候也不搞热热闹闹的欢送。地委有个别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借着领导的名义给基层“找麻烦”,他都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教育。对当时在宁德闹得沸沸扬扬的干部违规占地盖房现象,更是狠下决心治理。当时,很多人对此事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一部分盖房的人都是具有相当职位的,涉及面太广,处理起来比较难。对此,他专门召开干部大会来讲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解决,怕得罪人,我们就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得罪了我们党的纪律。不能为了怕得罪几百人,就得罪闽东上百万百姓!”他讲了很多道理,使大家思想得到统一,很快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识,这股之风也很快被刹住了。之后,他还牵头制定很多规章制度,进一步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

  在习带动下,那时宁德干部队伍整体风气是好的,在群众心目中树立了正面的机关形象、干部形象。

  姚智梅:我能体会到,习在宁德工作期间,是真心实意为闽东振兴奉献的,虽然他后来离开了宁德,但他的心一直牵挂着这里。

  我记得他在福州工作时,搞了一个五地市合作,其中就包括和宁德的对接,就是帮助宁德发展经济。他后来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这份感情依然不减。宁德的福鼎县和温州是福建省和浙江省交界的地方,他到温州调研时还特意把宁德的几个领导干部叫过去,向温州方面的领导交代,要多关心宁德的发展,多给宁德一些支持和帮助。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宁德就好像兄弟一样,他们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投资,也邀请我们到温州招商引资。习调到上海工作以后,他又鼓励我们到上海搞招商引资,还专门安排时间接见我们,了解宁德的近况,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姚智梅:2002年,习即将调往浙江工作的时候,专门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此事。我和几位老同志专程到省里看望他,结果到他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正在跟习说话。我们就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习看到我们,马上站起身来,跟那些人说:“请你们暂时停一下,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基层同志先请进来聊一会儿。”他对我们的这份珍视,令我们感动。

  2010年,已经担任国家的习回到宁德,和我们当时的班子成员一起吃饭。大家再次闲话家常,感觉他还是当年那个温和可亲的习,和我们依然是那么亲近。他还特意让我们把当初给他服务的驾驶员也叫过来,一块见见面,聊聊家里的近况。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我经常回想和习一起共事的那段日子,也经常体会他讲“宁德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当年,刚刚三十几岁的他来到宁德,却能对一个地区发展方向作出如此科学准确、实事求是的判断,能够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路和理念,可见他在思想上、上的成熟,也能看出他对“闽东振兴”这一夙愿饱含深情。而且,他以严谨的作风、认真务实的态度、一心为民的赤诚,为广大闽东干部树立了榜样,让大家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块使,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可以讲,他在宁德做一把手时,扛旗扛得正,做事做得正,为人行得正,工作自然就开展得好,进行得顺。

  过去在宁德,他是这样做的,给宁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全中国,他也带着这样的才能、魄力、胆识、情怀和作风,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旗,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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