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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文学的日常》导演王圣志:那些贴地飞翔的时刻

发布时间:2022-05-14 02:39:53 已有: 人阅读

  4月21日,在世界读书日前夕,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二季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和优酷视频上线。这部纪录片的第一季于两年前播出,它从“友人走访”的角度切入,带领观众走近马原、马家辉、麦家、阿来、小白五位作家,迄今豆瓣评分8分。今年,新一季《文学的日常》将有六位作家和他们的朋友现身,分别是刘亮程与洪启、于坚与虎良灿、李修文与韩松落、双雪涛与史航、李洱与张清华、陈彦与陈小朵。

  “我想告诉大家,日常生活里依旧有一些梦境,有一些稍微起飞的时刻。”在新一季《文学的日常》第一集播出当晚,《文学的日常》导演王圣志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说:“以前不少人觉得文学距离自己很遥远,不是的,日常中有一部分就是文学的,那些闪光的、诗意的存在是属于文学的。所以文学里面有日常,日常里面也有文学。”

  王圣志:《文学的日常》已经拍到第二季了,第一季的拍摄是在2019年吧,当时想拍这个系列其实跟个人志趣有关。我是中文系出身,研究生读的也是现当代文学,工作后大部分休闲时间也用来看小说。有一次在上海的一个饭局上,马家辉跟我说作家跟作品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你吃这个鸡蛋觉得很好,就有可能想见见这只母鸡。我想确实是这样子的,作品和作家本人,二者之间应该有一种互相映射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对作家这个群体也充满兴趣,但我知道这个时代不属于作家了。这个时代是智能时代,或者说5G时代,流量时代,总归不是作家时代。我最初的预想是拍完以后没什么人看,但后来我也告诉自己,或许这也是作家最好的时代,因为作家并不需要太多的关注。

  另一方面,作家这个群体有个特质,他们是以思考为主要生活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抚慰人心。其他的信息沟通,比如我们每天刷了大量的抖音,刷了大量的今日头条,说白了是大数据推给你的,并不算真正的沟通,但人又确实需要沟通。所以我想这个群体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具有意义。于是我就动念去拍一批当代作家。

  澎湃新闻:“文学的日常”这个片名是一开始就定了吗?相关的名字可能有“作家的日常”,但是意味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也好奇“文学的日常”这个名字承载了哪些想法?

  王圣志:是的,谢谢你提这个问题,这么多记者就你提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叫做“文学家的日常”,或者“作家的日常”,但这样的名字就很平庸了。我们的日常本来就是贴在地上的,日复一日的。那为什么要在日常前加一个定语——“文学的”?因为文学意味着一种做梦的能力,意味着哪怕是贴在地上,文学也能把你从尘土里拎高一点,有一点点飞翔的能力。在这部片子里,我从不给作家立传,从不用一段长长的解说词介绍他写过什么、获过什么荣誉,都没有,我看重的是文学而不是文学家,我是要拍他们身上的文学性,也叫做梦性。

  澎湃新闻:在作家选择方面有哪些特别的心思?第一季有马原、马家辉、麦家、阿来、小白,第二季有刘亮程、于坚、李修文、双雪涛、李洱、陈彦。

  王圣志:我的标准不在于文联作协,不在于文学奖项,不在于影视改编,也不在于是否自带流量。这两季下来,我的选择完全是从自己的阅读兴趣出发的。我选择的作家,都是这些年我已经看过了主要作品,并引发我阅读思考的人。所以第一季出来后我看弹幕和评论,有很多观众说谁谁谁他也喜欢,谁谁谁之前不熟但是从此粉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个人的兴趣也能唤起很多人的共鸣。也可见有些作家是不属于个人的,他的作品和想法能打动很多人。

  王圣志:你知道,作家和记者、导演的“见面”并不友好,我吃了很多闭门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部分作家在精神世界里非常活跃、敢于冒险和探索,但他可能在现实世界里,反而是笨拙的、羞怯的、胆小的,面对镜头手足无措。所以碰到媒体,很多作家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但是我很自信,我镜头下的作家是自如的,不管是谁,他们一定能掏心掏肺地讲话。刘亮程老师一开始还担心我把他拍坏了,强烈要求播出之前看样片,我就把样片发给他,当晚他没回应,我也不问。到了第二天,他告诉我中午又看了一遍,还说从没想到中国电视台的导演可以拍成这个样子,说这个片子比他看到的很多国外作家纪录片意味深长多了。而且,他讲到整个拍摄过程非常愉快,他没有“被采访”的感觉。所以要走近作家,你首先要变成作家的知音,甚至努力变成作家的同行,他才不尬,才愿意敞开心扉。

  当然,要真正成为他们的同行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多年坚持思考和写作,我怎么可能因为拍一部纪录片就成为作家呢?所以我坦白告诉你,每次拍完一个作家我都如释重负,因为在采访之前我做了很多“笨功夫”,满脑子里都是他们的作品、相关的评论,我感觉拍摄两天以后我关于他们的储备都用空了。但也因为这些“笨功夫”,在那两天我可以很自如地聊起他们的作品,就好像是一个熟人。对,其实我在心里已经把他们变成了熟人,但现实镜头里他们的举动又是陌生的,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激发了我的提问,也激发了他们的回答。

  澎湃新闻:在具体拍摄方法上,怎么想到“友人走访”这一切入点?他们的对话有时是两人坐下来对谈,这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但也有很多时候是两个人边走边聊,在移动中对话。

  王圣志:这部片子的两个核心要素都在这了,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漫游”。我在宣传片里给他们写过一句话,叫“最孤独的人往往有最执着的朋友”。大部分作家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发呆、思考、阅读,往往是在精神后花园里孤独散步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人往往有非常执着的朋友,你只要找对了朋友,他们可以互相映射,声气相投。比如王维写的好多诗是给裴迪的,一个写作的人碰到知音,碰到真正的朋友,那是会滔滔不绝的。如果你把这个朋友换成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很可能最后变成一言不发。

  你又点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漫游。大部分作家一开始都怕麻烦,都说要不就在家里拍好了,或者在书房拍,但是这一点我很坚持,我说要出去。第二季里这种漫游特别明显,比如李修文和韩松落从兰州一路开车到敦煌,这一路漫游的核心是什么?是邂逅。只要出门,你就会有不期而遇,这是完全超乎所谓“策划案”的部分。到了敦煌以后,我们去了一个村,在村口碰到了一个正在栽榆钱树的大叔,他们问大叔榆钱是拿来干嘛的,然后顺风顺水地进了大叔的院子。大叔还招呼他们坐下来喝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往事,李修文后来就在那个地方朗读了《山河袈裟》里的一个段落:“刹那之间,我便感慨莫名,只得再一次感激写作,感激写作必将贯穿我的一生,只因为,眼前的稻浪,还有稻浪里的劳苦,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与美。”

  我想说,这种邂逅真是策划不来的,因为漫游既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移动,也是朋友们一次精神上的远行。他们会越聊越深,有很多即兴的冒出。邂逅与即兴都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是我这部片子的核心,也是它和《文学的故乡》、《他们在岛屿写作》、《掬水月在手》不太一样的地方,我的片子完全是由邂逅与即兴完成的。

  我记得上一季拍阿来的时候,他提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不演”,他说很多人叫他拍片都叫他演,从左边走到右边,和谁握手和谁拥抱。他说如果要演的话他就不拍了。我的片子追求漫游中的极度真实。但这一点确实对导演很不友好,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邂逅,你要及时抓住它,放大它,深入它,你也没有办法再来一遍。在那个现场,如果你有眼无珠,它眨个眼就过去了。

  澎湃新闻:这里似乎涉及到地理空间的问题——作家选择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日常会去什么样的地方?他希望带朋友去哪些地方?……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往往和这些地理空间是密不可分的。

  王圣志:对,作家的创作通常跟他的地方选择是有很大关系。你想想白居易或者苏东坡,他们每到一个喜欢的地方都要盖房子,前后种花,然后徜徉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地理或者说物质的根据地,怎么会有精神的根据地呢?一个人创作的根据地首先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王圣志:每个作家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但我更愿意跟你聊一个他们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老成、成熟,心里却特别天真,特别孩子气,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像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说老人家活成“老小孩”那种感觉。

  王圣志:我记得刘亮程老师会蹲下去跟蜥蜴讲话,还从破碎的酒瓶去猜测一个牧民的某一个西风狂啸的夜晚;于坚老师更像小孩,他走到一个古院子里,喊我去看一扇破了一角的门,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这个角怎么来的,我说不知道啊,他就特别认真地说这个房子是宋代的,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老婆摔门而去,门就破了一个角。当时我听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不是小孩说的话吗?还有上一季的麦家老师,那天下着雨,他一点不懊恼,和我说没有雨水,没有月光,就没有诗人,还说:“如果不下雨,我是没办法谈恋爱的,一直出太阳谈什么恋爱”。特别有意思,能把这些作家的天真用影像记录下来,我觉得太美好了。

  再说双雪涛,两季里最年轻的一个作家。当时他跟史航在胡同里走着走着就进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不太排斥镜头,我们就顺势讨了杯茶喝。没想到这户人家在九几年的时候下岗,他跟双雪涛说我是下岗工人,没啥本事,不像你是一个作家。双雪涛马上正色道,我家里父母都是下岗的。那一刻也让我相当震撼。再有就是我问他成为作家之前哪本书或者哪个作家的影响最大,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的文学生涯是从《读者》开始的。

  陈彦老师是回到了他写第一本小说《西京故事》里一个原型的家里。那个人住在西安的城中村,卧室跟厨房连在一起,合起来不到十平方的一个地方。结果陈彦老师进去以后如鱼得水,坐在那跟他聊家常,那一刻你会发现同情跟同理不是说我理解了你,或者我怜悯你,这依然有一种区别对待,真正的同情或同理心是“我就是你”。

  王圣志:跟第一季相比,第二季更好看了,更日常了。文字毕竟是抽象的,有指向意义,而日常是当下生活的定格,所以我希望加强日常性,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于坚老师在菜市场里念一段关于生与死的文字,双雪涛在小胡同的台球馆里读他的作品。菜市场边上卖菜的人、卖肉的人以及经过的人,还有台球馆里烟雾缭绕下的面孔都是日常的,可是文字在指向意义,这样的画面配上那样的文字,会让所有观众容易接受,觉得画面都很熟悉,同时发现日常是有意义的,日常也可以抽取出世道人心、个人命运等等严肃的问题。这么说吧,影像是日常的,是当下的,可是当文字响起,它们又是可以飞翔的。

  另一方面,当我们拍作家,很容易想到书店、图书馆、书房,观众可能会感到隔膜,觉得那是知识分子才待的地方,但作家是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去街头巷尾,去菜市场,去唱歌喝酒。我希望文学能跟日常结合得好一点,文学也不必孤零零的,好像就那么一小块飞地。

  澎湃新闻:之前更多观众熟悉你,是因为《早餐中国》这样的生活类纪录片,拍早餐、美食,和拍作家、文学,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又有哪些相通的地方?

  王圣志:还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早餐中国》也特别强调“贴地飞翔”,早餐店的老板日复一日地辛苦,但生活总有美好的那一面,比如放一首老板们最喜欢的歌。我试图从普通生活里抽取出诗意,让人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那么《文学的日常》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借助作家的诗意跟做梦的能力去破解日常。我在《文学的日常》里从来不聊创作的事,比如虚构与纪实,人物形象塑造等等,不聊这些。作家的日常生活和世俗性才是我看中的。这两类节目,一个是从地面找出往天空飞的事,一个是从天空往地面带,方向不一样,但始终是在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活着。

  王圣志:对,其实我这几部作品拍的是一个东西,就是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文学跟普通人有关,摇滚或者民谣跟普通人有关,早餐更是直接了。不管面对作家还是音乐人,我都想把他们往世俗生活里带。我举个例子,毕飞宇的《推拿》写到了一个盲人,叫泰来,他失恋了,毕飞宇就写他一直唱歌,把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流行歌都唱了一遍,唱完以后他就好了,能去上班了。可见流行歌里或者说音乐里也有许多跟普罗大众紧密相关的东西。但凡世俗生活,都是我看重的。

  王圣志:《文学的日常》第一季播出后我就挺乐观了。一开始,我确实觉得恐怕没人看,结果播出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世界上爱看书的人还在,在意心灵世界的人还在,只是不在面上,在每个角落里。我现在觉得人还是需要作家的,需要心灵的沟通,不管时代进步到哪里,哪怕6G、7G、8G……但是父亲还是父亲,儿子还是儿子,日常生活里总有一些恒久不变的存在。

  澎湃新闻:你是中文系出身,目睹了中国文学从1980年代至今的变化。在你的观察里,文学的社会位置是否有一个从主流到边缘的过程?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过程?

  王圣志:确实,但我首先觉得1980年代显然是不正常的,那时候作家发表一篇小说就可以成为全民偶像,这对文学来说未必是好事。1980年代的很多小说,现在回头看不少是看不下去的。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境况:作家做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影响一批该有的人。谁需要安顿精神世界,谁需要收获心灵抚慰,自然就能找到。你要所有人都喜欢,也没必要,只要坚持个人的创作就好了。

  王圣志:我们老家有个歇后语叫“头插鸡槽”,意思是鸡在吃食的时候头都不抬,像打印机一样,哒哒哒哒地一口气把所有的鸡食吃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像鸡一样,首先要吃食,那文学或许就是偶尔抬头看一下天。我只能用这么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抬头看下天,或者说长时间潜水后浮到水面上换个气,文学就起到这个作用,当你憋不过气的时候,它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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