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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围”——全国政协“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建议”专题调研综述

发布时间:2020-06-30 04:01:18 已有: 人阅读

  2020年,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企业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一方面,影响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持续蔓延,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另一方面,美国实施全方位限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采取极限施压手段,对中美技术交流实施阻断,推动和诱导形成中美科技脱钩的局面。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并将推动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与产业链重构,使得科技创新企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日益严峻。而受全球疫情冲击,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聚,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积极提出对策建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目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但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内在向上的发展势头不会改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表示。

  事实的确如此。随着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经济社会运行正在持续“好起来”;前期被延迟或抑制的消费加快释放,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持续“热起来”;疫情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加速了企业和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快起来”。

  为了深入了解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情况,了解一线日,由全国政协、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率队,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委员就“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建议”专题赴福建、浙江调研。在详细听取地方政府、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建议后,委员们纷纷表示,只有“危”中求“机”,才能打好科技创新企业的“突围战”。

  据5月份浙江省261家规上企业抽样调查,已有75%开展正常研发活动,但因上游原料涨价、防疫物资投入、停产导致企业资金流吃紧等影响,还有27.6%的面临着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租金贵、融资难、税费压力大、有效资产抵押不足等问题,也成为困扰企业的“慢性病”,使企业研发难上加难。

  虽然信贷审批流程已经大大简化,但多数企业感觉还是比较复杂,存在“信用少、能抵押的东西少、抵押率太低”的“两少一低”问题,企业技改和设备投资基本上难以拿到,流动资金转贷续贷还比较困难,需要借助高利率民间投资来“过桥”现象依然存在。还有个别银行审批权限上收,造成审批链条过长、效率不高,导致企业融资更难、更慢。

  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金融服务平台,导致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不对等的问题突出,银行对企业信息的了解比较难、也不深入,企业又很难提供让银行放心的抵押物,一些重要信息也不愿意透露给银行,怕影响信贷审批和规模。银行很难说清楚有多少企业有合理资金需求,已经满足了多少企业;企业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拿到,怎么拿到。

  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方式向银行申请也面临价值评估难、外部环境不成熟、信贷风险高等不利因素,实际操作存在难度。此外,一些金融部门过多地注重风险控制,对中小企业的放贷规模和进度与中小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建议国家进一步研究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措施,适当放宽不良容忍度,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比重,降低制造业的利率。”赵斌说。

  “我希望能加快信用信息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推进民营企业基本信息、经营信息、金融信息归集共享,建立企业守信用、机构有创新、政府重推动的综合服务机制。另外,加快打破一个个互不相连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如形成银税互动,以企业持续稳定纳税记录作为企业信用,多投放中长期项目、信用等。”温州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孙福国表示。

  福州市工信局局长王国晓就构建统一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监管体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建立专业评估机构,帮助轻资产型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准确评估知识产权价值,同时,建立并完善政府+保险+银行+担保公司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引入保险公司以规避风险,引入担保公司预支过桥资金,先期向银行偿还,避免银行出现坏账。”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普适性政策,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根据国家政策,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

  “同样研发活动投入应享受同样政策优惠,为了鼓励暂不具备自主研发的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建议将委托外部研发活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福建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陈秋立表示。

  “新加坡对中小企业研发费用中前20万新元享受额外400%的加计扣除,但我国尚无类似政策,希望国家能在浙江率先开展提高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比例试点,进一步加大加计扣除力度。”浙江省副省长高兴夫说道。

  “我们很鼓励地方能在国家出台基本政策之后,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研究并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配套条例或规定,并大胆实践。我们也很希望各地能在落实已出台的优惠政策上下功夫,并发挥政策的叠加效应,切实解决企业研发的资金困难。”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丛兵表示。

  在调研中,委员们了解到,许多科技创新企业的关键零部件或重要原材料需要进口。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和蔓延,相关国家管控措施逐步升级,企业停工、物流停运、出口减少,造成部分企业在原材料采购需求、产品供给等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引发供应链衔接不畅、产业链中断等问题。

  浙江省针对186家“雄鹰企业”“单项冠军”等龙头企业调查,共有7274家配套企业,其中属于产业链核心配套的1572家,位于境外的核心配套企业224家,总体可替代程度较高的境外核心配套企业仅91家。目前已有近百家企业反映存在(潜在)技术断供风险。

  随着中美经贸摩擦逐步由关税战扩散到科技战,我国进口美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也越来越难。美国高频率使用“实体清单”这一制裁工具,出口管制的范围也更广,不少企业都深受“实体清单”之困,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晋华负责人告诉调研组,列入“实体清单”,就意味着企业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美国原产的商品、技术或软件受到限制;进口其他国家商品,如果美国管制物项的价值占比超过25%,受到限制;产品利用美国原产技术或软件直接生产,或利用美国原产技术或软件建设的工厂生产,受到限制。对产品核心技术或者核心零部件掌握在美国手中的企业来说,这样的规定无异于“灭顶之灾”。

  “对这种情况要重视,但不要悲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我国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倒逼和激励。中国的航天领域一直都受美国的制裁,那时候我们的很多设备都只装了一半就因为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完成,但集全国之力,经过几十年的自主研发,我国的航天技术迅猛发展,现在北斗的所有产品,都已经实现了100%的国产化,一定要坚定信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副院长赵小津表示。

  “在当前疫情蔓延、中美经贸摩擦加剧、逆全球化不断抬头的情况下,我们要立足自身,不断提高国内科技创新能力。结合我国的产业基础,全国一盘棋,细化下一阶段攻克的重点领域与项目,研究提出具有方向性、引领性的指导目录,发挥国家及实验室、行业龙头企业及其产业链上游厂商的力量,在数字经济、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加大关键技术突破创新,形成行业国际竞争力。”全国政协,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徐平说。

  在曹健林看来,提高国内科技创新能力,并不意味着全部自力更生,关闭开放的大门,而是在核心技术和设备去美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与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国际合作,围绕我国进口替代重点领域进行布局,扩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宋鑫也建议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可以发挥我国巨大市场、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的优势吸引外资,从而引进先进技术,带动国内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同时,也可以引进吸引跨国公司、海外科研机构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和创新中心,支持外资与本地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交流合作,鼓励外资参与政府技术攻关项目,促进技术竞争。”

  在保供应链、产业链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省工商联主席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结合当前形势,出台2020年版《鼓励进术和产品目录》,征求部门、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的意见,将暂不能进口替代的卡脖子技术、先进装备、关键零部件、紧缺资源纳入新版的目录。

  “统筹全国创新资源,集中突破卡脖子技术离不开基础研究的加强,应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加大力度扶持地方对标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创建标准,聚焦当地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区域特色重点产业建设省实验室,形成自上而下的战略引领与自下而上的资源整合效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表示。

  以浙江878家高新企业调查结果为例,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企业占比达到47.3%,高水平技术带头人紧缺的企业占比22.8%,主要集中在关键基础件、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福建省工信厅也反映,福建省产业人才支撑不足,制造业领军人才、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专业人才缺口明显,创新型、复合型、实用型的人才不多,一线操作工的工匠型人才不足,专业技术能力不强,且频繁跳槽的现象较为普遍,加重了企业的人才培养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国内人才的短缺,受疫情蔓延和中美经贸科技摩擦加剧的影响,企业专家往来也开始受限,人才引进面临较大困难。浙江久立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反映,在建项目的进口设备正处于安装调试阶段,因国外工程师无法来华,导致建设项目设备安装全部停止,阻碍了出口订单生产,部分订单面临被取消的局面。

  浙江省近期对400多家企业外籍重点专家和人员摸排,发现目前滞留、急需入境人员合计有842人。通过协调相关部门,截至6月9日,发出邀请函的649人获得签证的仅67人,签出率10.3%。

  针对技术人才缺口,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海东硬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静建议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打通职业教育学生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把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落实到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创新过程、实习实训过程、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培养过程。

  “目前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科技人才多数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经济效益一般的中小企业不但不能引进人才,反而人才流出非常大。建议研究制定相关鼓励政策,建立类型智库的人才旋转门,充分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的资源和力量,全力打造专业化、高水平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表示。

  对于国外专家来华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工商联、江西博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温显来建议外交部门提高签证签出率,协调民航等部门加大重点国家的班次。对不同类别的外国人员,采取不同的管理流程和服务模式,为外国高端人才来华工作开辟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

  委员们普遍认为,利用市场化机制把各方优势资源吸引集聚起来,打造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技术创新利益共同体,特别是要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是当务之急。应充分发挥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大高技术领域专业人才培养。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自信,潜心研究,努力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完善政策和设施,发展众创、众筹等各类平台,发挥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供给的优势,支持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创新创业。

  同时,还要吸引更多国外人才来华工作学习,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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